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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得到袁隆平肯定 温州有位“杂交水稻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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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9-12-01 07: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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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松,男,1930年出生,温州乐清人。温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兼副研究员。袁隆平团队以林红松育成的“珍汕97”为母本,育成珍汕雄性不育系,以提高抗病性,最终培育出著名杂交水稻。因此,林红松在业内也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袁隆平个人写道:“珍汕97在选育优良杂交水稻组合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它确实可以被称为一种优秀的水稻种子资源。”

2010年4月,袁隆平院士和三亚院士讨论了杂交水稻进一步发展和改良的思路和经验。

1978年,他领导的育种小组获得了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先进集体奖和1979年、1982年、1985年省级劳动模范集体称号。

2000年,林红松的研究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获得全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结果评价委员会认为,“珍汕97及其衍生系作为超优种质资源,从1982年到1997年先后培育了175个杂交水稻品种,总推广面积28亿亩,经济效益2500多亿元。”

近日,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副总裁兼《温州都市报》总编辑金克生采访了被誉为“杂交水稻之母”的温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前所长、副研究员林红松。

再访年度“城市科技人才杰出贡献奖”

金克生采访林红松

金克生(以下简称金克生):

林先生,18年前,你是温州市评选的三位“优秀科技人才”之一。当时,作为检查小组的一员,我记得水稻研究界称你为“杂交水稻之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你的故事,感受共和国的成就。这不仅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温州人的骄傲。让我们从育种开始采访。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水稻育种的?

林红松(以下简称林):

1957年,我来到温州农业试验站工作。当时的育种技术采用了自然变异的旧方法,即从全国各地一个接一个地收集优良水稻品种,播后每天记录观察,看水稻是否长势良好,稻穗是否饱满。然后,通过比较选择高产品种。1958年,我提出了通过人工杂交培育水稻新品种的想法。当时,我们的实验站升级为地区农业研究所,我被任命为育种组副组长,负责新技术研究。我想先做三件事:1。立即开展早稻杂交育种和辐射育种两项新技术的研究,积累经验。2.走访和学习我国育种先进省市的科研机构,积极引进水稻资源良种。3.研究浙南水稻育种的方向和目标,制定名为“温州水稻育种计划”的育种计划。我们写了一个24000字的计划,其中包括要培育的水稻品种必须具有抗病、矮、高产和优质的特点。这个计划给了我们一个研究计划,基本上每一步都安排好了。根据这一计划,我们走访了许多省份,吸收了他们的经验,改良了品种资源,最终培育出优良品种镇山。

2001年,温州“为科技人才做出突出贡献”。中间是林红松

温州的劣势与育种优势

金:温州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前沿。温州水稻育种的优势是什么?

林:事实上,温州的客观环境对水稻种植有很多不利之处。例如,温州地处台风多发地区,疾病严重,地形复杂。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环境上的缺点,它们才成为育种上的优势。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我们选择的品种必须具有矮生性、抗病性、抗倒伏性、不易掉粒等特点。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抗病育种仍是空白,抗病基因和疾病生理学尚未得到研究。日本虽然对稻瘟病有了先进的研究,但尚未开发出广谱抗病品种,因此水稻抗病育种在当时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术“多病区连续复发自然诱导筛选”。这项技术的优点是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抗病品种。后来成功育成的珍汕不仅在中国能抗稻瘟病,在日本也能抗稻瘟病。

1986年,林公松和他的助手们在试验场观察和研究了水稻的栽培和育种工作。

绝望中,我看到两个又高又直的“婴儿”

金:水稻育种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林:我们科研人员针对育种目标,大胆提出了一种在多病区连续轮换自然诱导筛选的新方法。也就是说,早稻将在夏天种植在温州,晚稻将在秋天种植在厦门,水稻将在冬天被允许在海南定居。当时,没有基因技术,我们只是让它在三个不同的容易生病的地方生长。一般来说,每一次种植和育种都需要测试数千到数万个杂交组合,然后进行观察、监测、比较和选择,收集在这些条件下能够抗病存活的种子,然后一轮接一轮地进行复种,直到连续培育出抗病力强的稳定后代品系。这个过程就像龚宇移山一样。它又长又硬。

2010年4月,海南三亚江西育种基地办公室与严隆安院士就杂交水稻发展交换了研究课题。

金:你如何在如此反复的种植和繁殖中找到好的幼苗?

林:1967年3月初,我去海南省陵水县繁殖后代。早期的栽培工作于1966年完成,我主要是来做后期的选种收获。那时,稻瘟病很严重,我们的农场也是如此。我们按照试验顺序观察了记录,我意识到疾病越严重,选择抗病品种的机会就越大,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角落。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实验场看水稻的生长。大多数大米都生病了,许多人死了。就在我绝望的时候,我突然欣喜若狂地看到了奇迹。我在大片有病的稻田里看到两个又高又壮的稻秆。这两种大米太珍贵了。我精心培育了这两种水稻,因为那时它们还没有完全成熟。我每天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想起他们。一有空隙,我就盯着它们,直到种子成熟,像金子一样被收集起来。然后我把它们带回温州进一步培育早稻。后来,我又在厦门和海南播种了它们。

在浩瀚的稻米海洋中,培育出五个“珍汕”品系,它们都是“无病”的

金:这些水稻种子在成为改良品种时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

林:这些改良品种具有抗稻瘟病的特性,可以说是“珍汕”的原版。但是这个品种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温州繁殖后,我们把它带回厦门和海南繁殖。这两个地方的海风很大。米饭熟了,风吹来,地上覆盖着金黄色的谷粒。稻穗容易脱粒,我能做什么?如果我们不解决容易脱粒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有高产而没有好收成,我们就不能在全国推广应用。我们面前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我们在10,000多株水稻中逐一挑选,希望找到不易脱粒的品种,但我们什么也没找到。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继续扩大选择范围,皇帝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五个晚熟的“珍汕”品系,它们显然不容易脱粒,但还不稳定。经过连续育种,我们于1968年在温州培育出抗病高产水稻新品种“珍汕”,该品种分为五个系,并按植株序号编号。它们分别是珍汕94、珍汕95、珍汕96、珍汕97和珍汕98。我们把这些品种带到厦门进行秋季繁殖,然后带回温州。1969年春天,我们在温州示范养殖了300亩。当温州的稻瘟病非常严重时,我们种植的300亩水稻没有病害,长势良好。农业部和许多当地农民前来参观介绍。农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现象。后来,福建的许多单位和农民也争相引进这一物种。全市各县组织农民大规模养殖。最后,珍汕97和珍汕98是种植最广泛的品种。

1984年10月,我在北京与国际水稻首席专家和三位国内专家合影。

全国推广,经济效益2500亿元

珍:镇山作为优良品种成功培育后,将如何发展?

林:自1970年以来,中国已有71个早籼稻改良品种和17个杂交水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不育系来源于珍汕。例如,20世纪70年代,安徽省广德县农业研究所的一位年轻所长来到温州向我学习,要求引进改良品种。我们给他100多份新品种,包括“珍汕”97和98。除了自己的用途,他还把它们分发给福建、湖南、江西等地的农业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效的研究,一些难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特别是1975年,杂交水稻在试种成功后迅速大规模推广。“珍汕”杂交水稻组合占全国杂交水稻的88%。我记得在1977年和1978年,稻瘟病袭击了全国的稻田,导致产量严重下降。只有由“珍汕”不育系制成的杂交水稻才是突出的。因此,农业部于1978年通过实地调查,要求各地推广以珍汕系为主导的杂交水稻。

进入20世纪90年代,“珍汕”还被用作培育两系不育系的重要资源,产生湘25S、w6154s等两系不育系,为超级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2年,林红松和他的同事观察了大米样品。

金: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认可?

林: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农业部直接推荐的队伍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奖,并在1979年、1982年和1985年获得了省级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79年,我获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和省先进工作者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11月24日,在杭州召开的省级科技创新大会上,温州市农业科学院完成的“创造优秀水稻种子资源‘珍汕’”课题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各参与项目得分最高。当时参加会议的专家都是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包括当时中国水稻研究所的两位老所长,四川农业大学的周凯达院士和湖南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珍汕97及其衍生品系已被选育成175个水稻品种,作为超优良品种资源,总推广面积28亿亩,带来经济效益2500多亿元,”结果评价委员会说。袁隆平还亲自写道:“珍汕97”在选育优良杂交水稻组合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它确实可以被称为一种优秀的水稻种子资源。

金:由于你杰出的研究成果,你觉得自己怎么样?

林:我想我只做了一点点。那时,我只想增加每亩水稻产量,让每个人都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良种的“隶属关系”使“杂交水稻之父”和“杂交水稻之母”

金:珍山成名后,是如何与袁隆平团队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的?

林:在我们研究镇山的时候,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也在积极探索。他们提出了三系杂交育种理念(三系杂交是指必须与水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相匹配的杂交方法),但初步研究进展缓慢。后来,袁隆平在水稻专家李碧湖发现的野生不育植物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然而,在试种过程中,出现了病毒病、稻瘟病等一系列病害,研究遇到了瓶颈。

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育种团队聚集在海南三亚的荔枝沟进行种子生产。经推荐,袁隆平的团队以我们育成的“珍汕97”雄性不育系为母本,在最终实现三系杂交育种之前,抗病性得到了解决。我们提供的水稻母本与袁隆平团队的水稻父本“结婚”,因此有了新的生命延续。因此,业内后来开玩笑说,既然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老林应该是“杂交水稻之母”。这一声明首先由时任温州市农业局副局长方永军提出。当他向该省提交科学技术奖时,他说我为杂交水稻的父本提供母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本就是“杂交水稻之母”。

由于与袁隆平的合作,我们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了。当时,我们的实验基地离袁隆平基地很近。袁隆平是这一领域的顶级专家。当科学研究出现问题时,我会去参观并学到很多东西。他对我们的水稻研究也非常积极,并无私地帮助了温州的年轻研究人员。许多来自温科学院的水稻研究人员通过我与袁隆平取得了联系,这可以说给温州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见解和方向。

年轻的林红松和他的同学们

我很喜欢。我80岁时第二次退休。

金:我听说在你60岁退休后,你70岁时又被雇佣了10年来繁殖后代。这是怎么回事?

林:事实上,我退休过两次。1984年,我成为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但只呆了两年半。那时,管理不是我的专长,但我仍然希望做研究。而那时,新的水稻品种已经不能出来了,我也很担心。因此,我推荐了一位农务办公室的同志担任这个组织的主任。直到1990年,我才开始着手研究。我60岁退休后,不禁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服务。我在温州被聘为蔬菜研究顾问。事实上,蔬菜研究的原理与大米相似。那时,我住在郊区的一个农民家里,研究蔬菜的选择。1997年,我67岁的时候,温州农业科学院重新聘用我为其科研顾问。我提出了一个关于杂交水稻种子资源的新的研究课题,得到了支持。经过三年在全国杂交水稻领域的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创造优良水稻品种珍汕”的研究论文,并获得省级科技一等奖。2000年,我开始在海南做育种研究,一直工作到80岁。我第二次退休了。这次我真的退休了。我太老了,什么都做不了。然而,当我80岁的时候,我也去海南繁殖。这些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现在我已经90岁了,回顾我一生走过的路,我觉得在物资短缺的时候,我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我没有遗憾。

金:育种研究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你不觉得辛苦和无聊吗?

林:虽然很难,但我真的很喜欢。当时,工作量很大。收集了大量国内品种,有数千个原始品种。那时,我白天在田野里做研究,晚上我必须查看各种数据并建立一个数据库。我每天工作到9点以后。水稻品种需要6代才能稳定。它过去在温州一年生长一季,所以培育一个好品种至少需要67年。为了加快繁殖,在冬天,我们建造一个玻璃温室,在附近烧煤取暖,然后播种水稻。这样,我们可以一年种两次,缩短繁殖时间。然而,温室面积太小,不能完全满足试验要求。到1966年,利用地理位置的差异,我们开始秋季在厦门繁殖,冬季在海南繁殖,一年种植三季,只用了两年就稳定了品种。

海南陵水县的条件非常困难。我们在农民家里租房子。我们一天吃两餐粥和一餐干饭。我们很少吃鱼。小屋是那种用竹栅栏建造的露天小屋。当时,去海南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由于缺乏资金和交通,往返不容易。虽然工作条件很差,但我们的心充满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育种者聚集在海南。他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下班后我们交流经验,分享科研资料。幸福是其他物质无法替代的。

金:家人明白吗?

林:说起我的爱人,其实我心里充满了愧疚。因为我一直在做研究,直到1962年,那时我32岁结婚,已经很晚了。我的爱人王爱珍在温州种田做技术员。婚后两人很少在一起。我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在家呆一天,但这一天我很少陪我的爱人,因为除了在实验室和办公室播种外,我还在家种了一批水稻种子,花了很多时间观察和研究。即使我后来生了一个女儿,我也很少照顾这个孩子,家庭的负担也是由她独自承担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爱人,她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抱怨。

林红松和他的爱人

无论有多难,都不要放弃。

金:育种工作几十年来进展顺利吗?你的健康怎么样?

林:大学毕业后,我工作的单位叫做温州农业实验站。当我报到时,整个实验站只有十几个技术员。在我们的研究结果出来后,仅一个小组就有十几个研究人员。那时,每个人都分工研究不同的作物。除了我研究的大米,玉米、甘薯等是当时的主要作物。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些人没有心情做研究和张贴海报。但是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有12个人,其中两个和我一起是中学生。我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我不在乎外面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太关键了。1967年,我在海南发现了抗病良种的症状,并在温州精心培育。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67年7月,我将继续把种子带到厦门进行秋季繁殖。由于“文化大革命”,城市和郊区之间的交通被切断了。当时,温州的立场非常封闭。要去厦门,一个人必须在坐火车前去金华。我该怎么办?我赶时间。那时,我们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停止了工作,他们让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放松。然而,我认为这批种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必须尽快传播,以便尽快普及,解决全国人民的饮食问题。我的爱人王爱珍最了解我的心情,也理解这些种子的重要性。我和她讨论后,她支持我绕道而行。我找到一个渔夫,乘上他的船,在河上漂流了很长时间。最后,我来到青田。上岸后,我走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汽车站。然后我乘公共汽车去金华火车站,最后乘火车去厦门。我拿起爱人帮我收拾的行李,但这种衣服和干粮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带的那袋种子是我的使命。我独自来到厦门,被厦门农业局安排到红山坪农场开始养殖工作。经过反复研究,最终选育出珍汕97和珍汕98两个优良品种。

1969年,我被调到温州农业科学实验站担任该组织的副组长。1971年,当我在海南繁殖时,因为工作环境太艰苦,我的肺结核复发了。我不得不接受手术直到1974年。我在1976年恢复工作之前休息了一年。

林公松和他的家人

金:大病过后,你的研究还能继续吗?

林:1976年恢复工作后那几年时间,我身体上暂时吃不消去外地做研究了,但我实在不愿闲着。那个时候正兴起用组织培养的技术来培育新品种,我对这个研究很感兴趣。这个研究以室内为主,这样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承受。我向单位提出申请,当时我提的意见单位里都比较支持,于是选派我于1976年10月去上海农科院学习“细胞组织培养”。1977年,我在农科所建立一个水稻组织培养实验室。在无菌实验室里,我们要用20多种配方来做水稻的培养基。花粉培养一般都需要两次培养才能出苗,但在一次偶然情况下,我发现其中一次只用一次培养就出苗了。我对这个现象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不断钻研,最终发现了“花培一次成苗培养基”的新成果。我把这个成果向当时省农科院的罗士伟教授请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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